迟滞考试科学化的症结何在

实现素质教育是今天教育发展的主题。“素质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而言。正是由于考试所考察的不是“素质”，才会有“素质”与“应试”的矛盾。如果一旦考试可以考察“素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就得到了统一。对于发展素质教育来说，考试的科学化举足轻重。

早在80年代初期，当时的教育部就开始了对传统高考的改革。在80年代中期，“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一些报刊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在80年代末期，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就曾经有过高考“2＋X”模式的设想。所谓“2＋X”模式是指语文和数学能力考试加若干门知识考试，与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SAT）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模式很相近。SAT分为SATI和SATⅡ两部分，前者包括言语推理和数理推理两项能力考试，后者包括语文、数学、物理等多种学科知识考试。GRE由“一般考试”和“学科考试”组成，前者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三项能力考试，后者包括语文、数学、物理等多种学科知识考试。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报考者参加SATⅠ考试或GRE的“一般考试”，只有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学校才要求学生选择参加一两项SATⅡ考试或GRE学科知识考试。这种模式与今天一些人提出的“语数外”加“理化生”等的“3＋X”模式的含义不同。在这种“3＋X”模式中并不包含能力考试，都是一些学科知识考试。

为什么经过近20年的高考改革，“应试教育”仍然受到强烈的批评呢？为什么10年前就曾经提出的高考科学化、能力化的设想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了呢？我认为，症结在于现有考试体制不能提供考试科学化的动力，不能对考试质量提供有效的监督，缺乏使考试优化的机制。

由于“乐凯”的存在，“柯达”和“富士”面对中国消费者就必须兢兢业业；由于“联通”的出现，“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大大提高。竞争导致优化，竞争带来质量，竞争形成制约。今天中国教育发展固然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但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远不尽人意。今天的情况是，不论多么糟糕的校长或教师，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当校长、当教师。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再多的投入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与此相仿，今天的考试机构缺乏必要的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考试的科学化水平高低，考试质量的好坏，考试改革进度的快慢，与考试主管机构和主管人员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

主持SAT和GRE的美国教育测验中心（ETS）则不同。在大学入学考试这一领域中，ETS面临着另一家考试机构美国大学考试（ACT）的强烈竞争。在60年代中期，每年有150万人参加SAT考试，仅有40万人参加ACT考试，那时，多数大学只承认SAT成绩。今天，ACT与SAT已经平分秋色，每年各有约100万人参加考试，多数大学既承认SAT成绩，也承认ACT成绩。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压力，ETS始终在科研方面保持着很大的投入，ETS不断地改进、完善着SAT等考试。例如，1982年，SAT用基于现代项目反应理论的新的等值方法取代了原有的线性等值方法，1993年推出了“无纸化”的计算机GRE考试，1994年推出自适应性GRE考试，1998年，在美国本土取消了纸笔的GRE考试，并将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取消纸笔的“托福”考试。今天，我国考试改革的目标是“标准化”，但是，在ETS的语言中已经将“标准化考试”称为“传统考试”，ETS的热门话题是开发“真实性（authentic）考试”和“操作（performance）考试”。

任何进步和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对于ETS来说，改革的风险是失败，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对于我国的考试主管机构来说，改革存在风险，维持现状却没有风险。二者在科研投入方面的差距很大，在改革进度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不同的风险机制是造成这些差距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据我了解，高考的主管人员们在改进完善高考方面是很努力的，也是很辛苦的。这种努力的动力是“觉悟”而不是“压力”。我认为，仅有“觉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机制”。今天我国在高考之外还有自学考试，还有公务员、会计师、经济师、律师、护士等多种考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优化机制的问题。据笔者了解，一些考试机构人员结构不合理，科研人员不多，行政人员不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机制”。

制约今天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因素是考试科学化（参看《光明日报》1997．12．5拙作《考试科学化：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制约今天考试科学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现有的考试管理体制。怎样在逐步确立高等和中等学校法人地位的基础之上建立考试的优化机制，怎样使今天主要由政府主持的各种考试逐步民间化，怎样鼓励和扶持民间考试机构的发展，这些，是今天有关领导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